“黄永胜同志，有人忆外你立刻带上项辉方，问及瓦还有工作人员，何评黄永马上飞北京，价周交上级泥见面谈！总理”
1968年3月22日深夜，胜回手搞广州军区司令部里，把好一通来自北京的内政加急电话划破了寂静。
打电话的有人忆外不是别人，正是问及瓦周总理，但这语气听着，何评黄永可一点都不像平时那么和缓，价周交上级泥透着一股让人透不过气的总理紧迫感。
这大半夜的胜回手搞突然点名要人，连老婆都得带上，把好这操作是不是太反常了？黄永胜挂了电话，后背都湿了一片，这趟进京，到底是福是祸？
01
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68年的那个春天。那是个什么年份？懂点历史的朋友都知道，那会儿空气里都弥漫着紧张的味道。就在3月22日这天晚上，广州的天儿可能还带着点潮气，但黄永胜的心里估计是燥热得不行。
他当时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，一屋子人正研究工作呢。突然，秘书推门进来，脸色就不太对劲，凑到跟前说：总理电话，急电。
黄永胜一听“总理”俩字，立马掐了手里的烟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值班室。拿电话的手可能都得紧一紧，毕竟那时候，北京来的电话，每一个字都得掂量掂量分量。
电话那头，周总理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没有寒暄，没有客套，直接就是命令：立刻、马上、带人来北京。这话说得那是相当重，而且指名道姓要带上妻子项辉方。
这事儿吧，越琢磨越不对劲。你是军区司令，进京汇报工作正常，可大半夜的，还得拖家带口，这是要干啥？黄永胜心里也没底，但军令如山，哪敢多问一个字。回到会议室，匆匆忙忙把工作交接了一下，那一脸的严肃，把底下开会的人都弄得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回到家，项辉方一看丈夫这架势，又是翻箱倒柜找衣服，又是收拾文件的，心里就咯噔一下。她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老黄，这是出啥大事了？”
黄永胜头都没抬，回了一句：“别问了，总理让咱们去北京，赶紧收拾，专机一会儿就到。”
这一路去机场，车里的气氛沉闷得像灌了铅。两口子谁也没心思说话，各自想着心事。那会儿的飞机可不像现在这么舒服，螺旋桨轰鸣着，震得人脑仁疼。坐在机舱里，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空，黄永胜这心里估计比外面的夜色还沉。这趟去北京，究竟是去领赏，还是去领罚？谁也说不准。
02
飞机落地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，天还没亮透。
舱门一打开，黄永胜往下一瞅，嘿，这接机的阵仗可不小。吴法宪、邱会作这几位大人物都在底下站着呢。
这时候，你肯定以为老战友见面，怎么也得握个手、寒暄两句吧？并没有。现场的气氛诡异得很，大家脸上的表情都跟那个初春的早晨一样，冷飕飕的。
吴法宪上来就直接分派任务了，指了指旁边的车，对黄永胜说：“老黄，你坐我的车。”转头又对邱会作说：“老邱，你带着项辉方同志，送她去京西宾馆。”
这一下就把两口子给分开了。项辉方当时这心里就更没底了，但也不敢多说话，只能乖乖跟着邱会作上了另一辆车。
到了京西宾馆，这事儿就更离谱了。邱会作把项辉方安排进房间，都没坐下喝口水，脸一板，直接抛出了“三个不准”。
哪三个不准？不准打电话、不准外出、不准见人。
好家伙，这哪是来住宾馆的啊？这分明就是变相的“隔离审查”嘛！项辉方一听这话，当时腿都软了，心想完了，这回肯定是老黄摊上大事了，连带着自己也要跟着倒霉。她哆哆嗦嗦地问邱会作：“老邱，是不是出事了？你给我透个底。”
邱会作也是个嘴严的，摇摇头说：“这事儿我也不能说，情况复杂，让你这么做是为你好，你就安心待着吧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走了，留下项辉方一个人在房间里，看着四堵白墙，那滋味，真不是人受的。
另一边呢，黄永胜坐在吴法宪的车上，也是一脑门子官司。车子一路飞驰，直奔城里。黄永胜实在忍不住了，试探着问：“老吴，咱们这是去哪？到底出啥事了这么急？”
吴法宪这会儿也是一脸的高深莫测，只回了一句：“去人民大会堂，到了你就知道了，这是纪律，别问。”
得，问了也是白问。黄永胜只能把剩下的话咽回肚子里，看着窗外飞快倒退的树影，心里盘算着各种可能性。但这千算万算，他也绝对算不到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什么。
03
车子停在了人民大会堂门口，黄永胜深吸了一口气，跟着吴法宪往里走。
推开那扇厚重的会议室大门，里面的景象让他脚下微微一顿。只见几张沙发围成了一个半圆，中间空着一张椅子，周总理坐在正中间，表情那是相当严肃，旁边还坐着叶群等人。
这阵势，一看就是要有大事发生。周总理见黄永胜来了，也没起身，只是指了指旁边的位置让他坐下。
紧接着，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。侧门一开，几名军人陪着一个人走了出来。黄永胜定睛一看，这不是杨成武吗？
杨成武那时候可是代总参谋长，风头正劲呢。可这会儿，他低着头，脸色灰败，走到中间那张空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周总理清了清嗓子，声音不大，但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听得清清楚楚。他看着杨成武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杨成武，你犯了严重错误，不能工作了。你把你那一摊子交给黄永胜，自己回去好好检讨。”
这句话一出来，就像一颗炸弹扔进了平静的水面。黄永胜坐在那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他看看杨成武，又看看总理，脑子里嗡嗡直响。
原来的代总长这就下台了？而接替他的人，竟然是自己？
杨成武听完，没辩解，也没反抗，只低声回了一个“好”字，然后就在那几名军人的“陪同”下，默默走出了会议室。
这一进一出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，一个显赫的职位就换了主人。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办事效率，快得让人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。
黄永胜坐在那，屁股底下像是长了钉子。这哪里是升官啊，这分明就是接了个烫手山芋！总参谋长这个位置，在当时那个复杂的局面下，那就是个火山口，谁坐上去都得脱层皮。他看着杨成武离去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有对老战友的惋惜，更多的是对自己未来的担忧。
04
会开完了，人都散了，周总理特意把黄永胜单独留了下来。
这时候的黄永胜，那股子倔劲儿也上来了。他是真不想干这个总长。你想啊，他在广州那是封疆大吏，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，跑到北京来趟这浑水干嘛？
他看着总理，一脸诚恳地说：“总理，这活儿我真干不了。您看我这资历，这能力，哪能当总长啊？北京比我能耐的人多了去了。您能不能跟主席说说，换个人？”
这可不是黄永胜谦虚，他是真怕。在这个位置上，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盯着，稍微走错一步，那就是万劫不复。
周总理看着眼前这个急得直冒汗的将军，眼神里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。他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永胜同志，你的问题，我做不了主。这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定的，更改不了。你是老同志了，要相信党，相信组织。”
这话说到这份上，那就是铁板钉钉了。黄永胜心里那个苦啊，但他还不死心，出了大会堂，又跑去找林彪。
见到林彪，黄永胜也是一通诉苦，说自己能力不行，想回广州。林彪那会儿身体不好，歪在沙发上，听完黄永胜的牢骚，只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主席点你的将，那是信任你。你是秋收起义出来的，根红苗正，这个位置你坐最合适。别想那些没用的，好好干。”
得，两条路都堵死了。黄永胜这下是彻底没辙了。他站在北京的街头，看着灰蒙蒙的天，心里明白，广州那个安乐窝是回不去了。从今往后，他就得在这皇城根下，在那风口浪尖上，硬着头皮顶上去了。
05
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只能干呗。
黄永胜这一上任，那可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“如履薄冰”。作为总长，他每天都要和周总理打交道。也是在这段时间里，他近距离地看到了周总理是怎么工作的。
那时候的国家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里破破烂烂的大船。外面风大雨大，船里还到处漏水。周总理呢，就像那个最忙碌的修船工，这边堵个窟窿，那边补块甲板，没日没夜地转。
黄永胜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虽然他在政治上后来栽了跟头，但在对人的评价上，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。
晚年的时候，黄永胜也是历尽沧桑，该受的罪受了，该反思的也反思了。有一次，有人问起他对周总理的看法。
这就很有意思了，一般人这时候肯定会说一堆官话套话，什么“鞠躬尽瘁”之类的。但黄永胜没有。他眯着眼睛，想了一会儿，吐出了一句大实话：
“搞外交，他是一把好手；搞内政嘛……八级泥瓦匠。”
这话乍一听，是不是觉得有点那个？泥瓦匠，那不是干粗活的吗？怎么能用来形容总理呢？
但你细细品，这八个字，简直绝了！
什么是泥瓦匠？那是修房子的。什么是八级？那是那个年代工人的最高等级，那是顶尖的大师傅！
你想想当时那个局面，国家被折腾得千疮百孔，到处都是裂缝，到处都在摇晃。要是没有周总理这位“八级泥瓦匠”，拿着瓦刀和泥兜，一点一点地抹平那些裂痕，一砖一瓦地加固那些墙角，这房子指不定成什么样了呢。
黄永胜这句评价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也没有刻意的拔高，就是一个大老粗用最朴素的语言，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最心酸也最真实的真相。这哪里是贬低啊，这分明是对那位在这个国家最艰难时刻苦苦支撑的老人，最深刻的致敬。
这事儿吧，说到底，历史就是这样。有时候，一句大白话，比一万句赞歌都要来得实在，来得有力量。那位“八级泥瓦匠”，用他那双满是老茧的手，硬是给咱们护住了一个家。
